2023年6月15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驾鹤西去。笔者闻讯，悲从中来。回想十余年来与孙先生的交往，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诉诸笔端。

一、与贤为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孙机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仰慕已久。2008年底，我拜访国博的一位先生，在位于北京市北三环静安庄的通成达大厦门前，偶遇孙机先生。他头戴黑皮帽，身穿黑色皮夹克。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他面色红润，气宇轩昂，让我肃然起敬，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因国博改扩建工程的需要，其临时办公地点就在通成达大厦。2009年7月20日，我入职国博《中国历史文物》（2011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上班后不久，有幸在该大厦的一层报告厅现场聆听了一次孙先生的学术讲座（图一），是他自己开设“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系列八个专题讲座中的最后一讲，题目为《科技文物》（图二）。两个小时的讲座，他始终站立着演讲，思路清晰，娓娓道来，让我大开眼界，获益良多，其讲述内容后来成为他出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的第十部分《科学技术》。

图一 2009年孙机先生主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系列讲座（《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讲座文集》第240页）

图二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讲座文集》收录的《科技文物》讲座内容首页

在通成达大厦办公时，我们编辑部与孙机先生的办公室相邻，偶尔见面，寒暄几句。半年之后的2010年元月，国博全体员工搬回天安门东侧原址新建成的大楼办公。编辑部办公室位于三层，仍然与孙先生的办公室一墙之隔，直到2018年10月为止。能与孙先生九年为邻，的确是我一生的幸运。

有一次，我们同在国博办公楼一层等候电梯，准备一起回到三层办公室。本来，我想有礼貌地说：“您老请进电梯。”刚说出“您老”一词，孙先生立刻驳斥：“不老！”自此以后，在他面前，我再也不敢说“您老”了。国博同仁从来不敢称呼先生为“孙老”，均尊称“孙先生”。实际上，那年他已年逾八旬。“八十不老”的故事，体现出的正是孙先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学者。听其言，观其行，读其文，品其韵，见贤思齐，让优秀成为习惯，需要我们不断向先生学习。

我曾冒昧地向“邻居”孙先生请教：本人以前就职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主要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来在四川大学读了五年书，来到国博工作，我今后该如何在博物馆进行学术研究呢？孙先生指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要多做馆藏文物的个案研究，大量阅读，多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他以国博藏五代白瓷陆羽像为例（图三、四），结合当时他所做的考证工作，将别人眼中一件普通的小瓷人，确定为唐代茶圣陆羽像，大大提升了这件馆藏文物的学术价值，从而说明学术研究对于博物馆展陈工作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图三 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五代白瓷陆羽像与茶具组合（传河北唐县出土，霍宏伟摄影）

图四 经孙机先生考证后确认的陆羽像（范立摄影）

他还问我自己撰写最满意的学术论文是哪一篇？我说是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并呈上请他指正。过了几天，他将论文纸本还给我，拿出一篇他已发表的《百炼钢刀剑与相关问题》复印件，嘱咐我认真研读。反复拜读大作数遍之后，让我受益匪浅，基本掌握了孙先生进行古器物研究的路径、方法及表述方式，大大拓宽了本人的研究视野。孙先生的不吝赐教与热心相助，缩短了我在国博学术摸索的时间，为今后自己独立进行馆藏文物个案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若干年之后，拙撰有关馆藏文物研究的论文陆续发表，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国宝金匮”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昏烂钞印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大英博物馆藏一组唐代三彩俑来源追溯》等。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吃午饭时笑吟吟地对我说：“有点做学问的意思了。”听到前辈鼓励的话语，让我甚感欣慰。

一旦孙先生有新作面世，他总是慷慨地赠送“邻居”，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收获颇丰。几年下来，在我的书柜里，他的代表作诸如《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从历史中醒来》等作品均列其中，不乏孙先生的签名珍藏版。因为每一次我都会提出求签名，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我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写下他的大名，这是送给后辈学人最好的礼物。

“有来无往，非礼也”。2016年9月8日，拙编小书《古钱极品》由中华书局出版，我赶紧来到孙先生的办公室，诚惶诚恐地送上一册，以示回赠、感谢之意。当时先生正在忙于处理其他事务，拿到书也没说什么。过了一个多月，即10月17日一大早，他兴致勃勃地来到隔壁办公室“串门”，和同事们寒暄几句。临出门时，他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笑呵呵地对我的钱币小书给予肯定，进行了一番鼓励，还竖起了大拇指，我连忙鞠躬道谢。因为孙先生向来治学严谨，平时极少表扬晚辈。这样一本科普类的古钱小书竟然能够得到先生的赞许，让我感到受宠若惊。2017年11月，拙撰《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出版，我也呈送孙先生以表谢意。2018年下半年，孙先生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来国博拜访，恰好我去孙先生办公室办事。他将我引见给杨先生，并提到我的小书《鉴若长河》荣获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拙撰两本小书，在孙先生的诸多宏篇巨制面前，显得多么的稚嫩与浅薄。但是，先生非但不嫌弃，而且以一颗慈爱与包容之心，善待后辈，提携后学，令我十分感动。

二、闲适雅集

我能够时常受教于孙先生，的确得益于办公室“比邻而居”的优越条件，却因工作环境条件所限，聊天时间较短，谈论的话题较为正式，而与他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图五），大多数情况下是愉悦、轻松的，甚至是诙谐、幽默的气氛，偶尔会涉及一些略显沉重的话题。

图五 2018年10月23日中午霍宏伟与孙机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合影留念（王方摄影）

通过长达十年左右午餐时间的交流，让我对孙先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的父亲孙毓址先生，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经济科，后在山东济南法政学院任经济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逼迫其父任山东即墨县伪县长，他父亲宁死不屈，被汉奸用枪托击打头部致死。听罢，令人唏嘘不已，为他父亲在国家危难之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孙先生知道我曾经在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攻读研究生五年，特意提起他的一位堂兄孙次舟，先是在齐鲁大学当教授，后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次舟先生是一位古典文学家，名叫志楫，字次舟，以字行于世（以上部分内容根据国博藏档案资料补充）。

孙先生一生所经历的惊险之事，主要有三项：一是上小学时，突然屋顶塌落建筑板材，砸在他的桌子上，他本人安然无恙；二是在上华北军政大学期间，有学员擦枪走火，一颗子弹擦着孙先生的头皮划过，让人听得心惊胆战；三是在华北军政大学毕业之后，孙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作，在南池子学开吉普车，差一点出现交通事故，从此再也不学开车了。

2019年12月31日中午，我再一次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吃饭，聆听教诲。大家边吃边聊，兴致盎然。他特意谈到，做学问一定要“由小见大”，不能“由小见小”，并以他发表的《秦代的“箕敛”》为例，阐述“由小见大”的学术理念（刊于《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后收入《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9－79页）。孙先生将这一类形制较小的量器置于秦代宏大历史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揭示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达到了“以物论史”的学术目的。此外，孙先生还曾指出：“别人的终点站，就是你的起跑线。”以此来强调撰写学术综述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做学问应当立足前沿。孙先生所言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反复研读他自己推荐的这篇代表作，可以将全文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学术史梳理；二是提出问题，从物切入；三是由物见史，透物见人。其论文高妙之处在于，将古器物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层层递进，最终的落脚点是秦代的经济史与财政史。扬之水先生对此文亦有较为详细的解读（扬之水：《仰观与俯察》，收入《棔柿楼杂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02-104页）。

大约十年前的一天中午，我有幸与孙先生单独在国博食堂用餐。他很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再干十年，我就不干了。但是，直到今年上半年，年逾九旬的孙先生仍然笔耕不辍，还在与商务印书馆李静女士合作，修订、校改完成了花费数年之功的个人学术文集。每当我有懈怠感时，就会想起孙先生的这番话和他所做的一切，他这种在学术上永远奋斗的精神激励着后辈学人努力前行。

现在回想起来，疫情之前，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听他谈天说地，纵论古今，的确是一段无法复制的美妙时光。如今，寂寥、清素的餐桌前，只有我一个人慢慢咀嚼着物质食粮，再也听不到先生风趣幽默的话语，感觉不到他所带来丰盛的文化大餐与精神享受，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吃饭并不重要，关键是和谁吃饭。”

三、高山仰止

在学术方面，孙先生传承有序，源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沈从文、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两位名师的悉心指导，并将平生所学传授给扬之水先生，从而将名物学发扬光大。2002年12月，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孙先生饱含深情地说：“我是1951年认识沈先生的，直到1955年去北大读书以前，和沈先生的接触较多，我所认识的也正是一位作为文物学家的沈先生。……在服饰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孙机：《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第513页）

2021年，孙先生提出要举办学术活动，以此来纪念他的恩师沈从文先生。2022年7月15日，“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在国博如期召开（图六）。将服饰与文学作品相关描写相互印证，既是古代服饰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对沈先生一生中两项最重要成就的概括。孙先生亲自参加论坛，并做主旨发言，对于沈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图七）。我有幸参会并发言，题目是《沈从文与国博铜镜》。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与孙先生参加同一场学术研讨会。

图六 2022年7月15日出席国博“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嘉宾合影（朱亚光供图）

图七 孙机先生在“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上发言（朱亚光供图）

综观孙先生的学术人生，一心向学，成就非凡，好似巅峰凸起，晚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已有扬之水、葛承雍、赵连赏等学者对孙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所评说，笔者在此基础上，不揣浅陋，本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写作原则，将孙先生的学术特点与成就概括、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致广大。孙先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学科体系框架，这是通过先生亲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两部著作体现出来的，好似一通史，一断代史，一纵一横，有略有详，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及编写体例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反映出先生全面、系统的体系观念。

一般读者对其著作所蕴含的体系观念不易察觉，那就让我们重温一下1989年时任历博馆长的俞伟超先生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撰写的序言，其中部分内容体现出来的正是孙先生这部著作的编写体例与写作思路：“按其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特点，分为若干项，每项之下再依照各种物品的制作技术或用途分出若干子目，每目之内举出典型的物品（包括图像）加以介绍。有些物品因内容比较丰富或复杂，就单独提出列为一项。”（俞伟超：《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序言》，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页）由此可见，孙先生著作有着缜密的篇目设计理念与体系观念，即“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第二，尽精微。孙先生解决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难题，这是通过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呈现出来的，反映出他强烈的问题意识，着力回应时代关切。即使是个案分析，先生自己也反复强调，一定要“由小见大”，不能“由小见小”。这一特点在学界已答成共识，不再赘述。

第三，求贯通。孙先生将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科技史、美术史等诸多学科融会贯通，跨界杂糅，浑然一体，完美呈现，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其成果被学术界称为关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百科全书”。先生的研究内容与思考路径，应该上升到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值得后辈学者认真体会，举一反三，将其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去。

谨以我所熟悉的铜镜研究为例。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孙先生将镜鉴这一类器物分列第67至70四个篇章进行论述。依照时间顺序，自早期铜镜说起，逐渐过渡到西汉前期铜镜，主要谈到了山东临淄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大方镜，自然引出历史文献记载的秦咸阳宫方镜。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出土规矩五灵镜是孙先生深入讨论的重点例证（图八），曾写有专文（孙机：《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文物》1982年第3期）。其创新点有三：一是引经据典，对镜上规矩纹（亦称博局纹）法天象地的意义进行阐释，二是结合历史文献，对以往所说此镜为四神纹有所修正，应该为五灵纹，三是将此镜背上的五灵与十二辰铭文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得出了五灵纹的排列方式竟然与汉代祭祀五帝之坛方位完全一致的新见解。这一个案分析正是孙先生一贯倡导“由小见大”研究原则的具体体现（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04-317页）。

图八 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出土铜镜（《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图版100）

回顾一下我自己在国博的工作历程，自2009年至今，14年来所遇到的人和物，特别是国博前辈学者对我学术研究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发自内心地感谢国博。我馆有着其他单位无法匹敌的三大资源：一是时代跨度大、种类繁多的馆藏文物与类型多样的展览，二是数量庞大的文博考古图书资料与“居高声自远”的大平台优势，三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在学界德高望重、拥有人生智慧的学术前辈。

国博就是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在此遇见最好的老师们，对我的治学理念、方法及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传道、授业、解惑，不是在正襟危坐的课堂，而是在国博展厅、文物库房、食堂、报告厅、会议室、办公室、图书馆等。随时随地，不拘一格，而得到的知识、方法与道理，却能够让我享用一生。“处处留心皆学问”，只要用心去体会，总是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各类有效信息，提高认知，激励前行。

孙机先生，无疑就是鼎力支持、耐心指导的国博学术前辈之一，是我在学问之路上执著精进的强大动力。回首以往，九年与贤为邻，十年共进午餐。在不知不觉、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先生言传身教，不仅在做学问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让我收获颇多。这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细细回味，意韵悠长。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作“人生三不朽”，孙先生都做到了。晚年之时，他有两桩心事，一是举办一个古代服饰展览，另一个是出版自己的学术文集。2021年2月，由孙先生领衔策划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在国博隆重开幕，观众络绎不绝（图九），好评如潮。八卷本的《孙机文集》，经过孙先生多次校改，校样已全部修改完成，即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出版。无论是服饰展览，还是学术文集，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精力、智慧与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图九 2021年2月孙机先生在国博展厅内为观众讲解“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朱亚光供图）

盛唐时期铸有一类铜镜，名叫“三乐镜”（图十）。故事源于春秋时期，孔子曾问隐士荣启期快乐的原因。对曰：一乐我是人，二乐我是男人，三乐我已经九十岁了。我安处常情，等待终结，当何忧哉？孔子由此感慨道：“善乎，能自宽者也。”（《列子·天瑞》）

图十 国博藏唐代三乐镜（图博供图）

当我再次看到这面铜镜时，不由得想起九十四岁的孙先生。在这样一个酷暑盛夏的清晨，先生走了，平静安祥，了无遗憾。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其评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做事，孙先生做学问可谓“致广大，尽精微”；二是做人，温良恭俭让，先生堪称人之楷模，大家风范。

2023年6月19日写于国博研究院

（本文原载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